(31)五四宪法罗列了不同类型的敌人：必予严惩的，如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有学者认识到第9条第2款的重要作用，主张将之视为规制条款或国家环保义务条款，具有积极意义。第三，有无为公共法人控制的事实。

但考虑到效率、公平、环保以及管理成本等因素，尤其是现代社会各类资源普遍稀缺的实际状况，通过有偿使用发挥刺激利用效率、公平分配收益、减少不当利用、平衡管理成本等功能，未尝不可，但一不能绝对化，二不以营利为目的，三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一般认为，宪法财产权是一种人权性质的公权，是防御国家侵犯的消极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取得民事财产权的资格。(39)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自用而不能转让获利，如渔民捕鱼、山民采药、猎人捕猎、牧民放牧等，通过转让资源产品获得其他生活品是其基本生存方式，只要不过量，没有明显暴利，均属合理。(二)行政执行 从国家权力分工来看，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另外，资源实践中不乏一些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把重要公共资源交给私人垄断利用和经营，导致公众丧失合理利用权的情形，也是需要司法加以审查和纠正的。

事实上，公共法人的财产支配要受到国家或其上级的控制和影响。从自然资源的天赐来源和公共本质来说，作为全民之一分子的社会成员对其进行利用具有天然正当性，一般不须有偿。但是整体而言，这种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仍缺乏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角度进行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有的只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解读，有的只是一种有关宪法的叙事或修辞。

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因此有些问题将来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的解释来解决。此外，当时一些主流宪法学家兼具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比如张友渔、王叔文等。国体、政体、阶级、革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学的范畴逐渐成为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边缘。（二）坚持审慎的修宪理念 鉴于文革中政治秩序极度混乱和社会动荡，执政者试图通过宪法来追求政治秩序稳定的期望很高，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都体现了执政党追求稳定政治秩序的价值诉求。

翟国强，法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副研究员。1993年3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必须进行修改的加以修改……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

不可否认，政治叙事必然带有情感（甚至是激情）色彩，在中国主流的政治叙事的一个重要样本就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表述。[6]参见周凤举：《法律单纯是阶级斗争工具吗？—兼论法的社会性》，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目前中国的主流政治观念并不排斥国外的制度经验，明确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此后如何避免法律体系的碎片化，维持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将成为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12]具体到特定问题的分析时，一般惯于引用政治性的概念解释宪法条文。但是这种主张并未被主流政治观念所接受，特别是由司法机关来决定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正当性，与中国宪法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合。有些研究直接对政治话语中的宪法概念根据政治逻辑进行解读，甚至进行理论续造，或者基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对其进行学术化解读。1999年3月1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说明》指出，有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解决。

八二宪法颁布实施至今已经三十年整，这三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背景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88年4月12日、1993年3月29日、1999年3月15日和2004年3月14日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四次局部修改。1989年王玉明旗帜鲜明地提出，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基本权利成为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甚至被认为是最为核心的基本范畴。虽然在1999年宪法修改时这些观点没有被采纳，但是在2004年宪法修改时被采纳。

[5]比如，1998年12月22日，李鹏主持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张庆福、曾宪义提出宪法修改增加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8]参见张友渔：《中国法学4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也导致了宪法学方法的政治化特征。根本规范的理念同时也要求一切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都源于宪法的授予。[8]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宪法学的方法，大多数宪法学者认为，宪法学应当具有独立于其他临近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的方法。参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其中一个重大的理念变化，就是对所谓议行合一原则的反思。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毋庸讳言，无论从立宪主义思想上还是宪法制度的演进上，西方理论和制度对我国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现实。[13]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许多政治学的概念逐渐被宪法学所边缘化，宪法学的范畴体系开始逐渐独立于政治学。

但宪法更重要的功能在于为政治过程提供根本法律规范，因此需要以法律的方式来实施。但第二项职权，即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权力，至今还没有法律层面上的规范依据。

宪法学研究中参考借鉴国外的宪法理论和制度实践成为近年来宪法学研究一个重要特征。[16]而且，近年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研究已经开始将基本权利的保障理念渗透至国家机构和各种公法制度中进行研究，进而试图构建以基本权利为轴心的宪法学。1993年宪法修改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宪法修改是根据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和发展的需要。回顾八二宪法颁布三十年的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作为不大，在解释宪法方面基本没有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

中国宪法学需要逐渐抛弃那些陈旧的范畴，建立中国宪法学自己的话语系统，成为学界的共识。[15]林来梵等：《对话与约定的狂想—一场中国宪法学圆桌学术会议的综述》，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二是将宪法解释与普通法律论证相结合寻求宪法在一般法律中的贯彻落实。[24]第三项和第四项主要是程序性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来进行具体化实施。

目前，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国家机构和基本权利两大部分，其中基本权利体系的比重在逐渐增加。这种方法论的转型是宪法法律实施的必然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宪法的法律性逐渐被各级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乃至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在立法法制定过程中，对与改革相关的授权立法和中央一地方立法权分配等问题的讨论体现了这种将改革纳入法制轨道的宪法观念。二、宪法基础理论的发展 与上述主流宪法观念的变化同步，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学理论研究也出现了繁荣发展的趋势。（四）从确认改革到规范改革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行探索改进。

晚近中国法学界兴起的宪法解释学或者规范宪法学正是以此作为学术努力的方向，试图建构中国的宪法学体系。整体来看，现有的法律制度仍缺乏一种从宪法层面对法律体系的合宪性和正当性进行统合的优化机制，因此如何对法律体系进行宪法性控制是全国人大发挥宪法监督职能的一个紧迫课题。

这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理论，特别是宪法解释学所面临的最大实践困境。完全专注于宪法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可能会使宪法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重新返回过去的宏大叙事而脱离其实践品格，或者过于关注宪法背后的意识形态从而被政治内卷化（involution）。

将宪法看做是根本规范的观念必然要求重视宪法的实施，发挥宪法的规范功能。宪法修改实践中贯彻的主流宪法观念刺激了宪法学研究对于宪法解释的关注，宪法学理论界与宪法决策者就宪法解释问题在宪法修改过程中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互动。